统的“重农轻商”逻辑，面临的真正问题，始终是：农民想，且非常想，且主动想改稻为桑，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，不准种烟草、乃至于不要种罂粟。

　　农民又不是傻子，需要朝廷来告诉，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？

　　恰恰相反，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，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，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——相反，现实是，农民不是傻子，不用高高在上者来“指导”，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。反而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，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，而是去在这个“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”的时代，种粮食。

　　显然，太子，连最基本的“重农轻商”的逻辑内核，都没弄明白。指望着他来搞改革，那完全没戏。

　　如李欗和刘玉说的，后来人、后来事。

　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，一切都在发生改变。后来的人，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，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，拿出一个符合“道”的手段，而不是照抄“术”。

　　刘玉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，是拿三的比喻。

　　把大气蒸腾作用，比作税收。

　　国家政权，要代天行雨。

　　让雨，降到需要的地方，而不要旱的旱死、涝的涝死，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。

　　这一点，李欗是认可的。

　　而下一个，说靠投资移民，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，这就又是个“刻舟求剑”、“东施效颦”的问题了。

　　显然，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，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，才是说得通的。

　　而大顺的实际情况，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，在扶桑和南大洋。

　　于是，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，并不适用于大顺。

　　而只能反过来。

　　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“边角料”。

　　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，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，不要把“道”，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“术”。

　　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、波拿巴主义，本身是有问题的。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，也不需要结合现实，中国化。

　　取其核，而不摹其皮。

　　大顺的问题，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。

　　比如英国圈地运动，必须要明白，圈地运动的三大利、三小利：

　　三大利：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、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、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。

　　三小利：方便征税、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、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。

　　于此时的大顺，这三大利、三小利，全都屁用没有。

　　排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860bo.com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