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因病去世，留有一女一子；他的父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供职于电力系统，也是冶矿市供电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批职工，便理所当然地于20世纪70年代末供电局家属楼建成后成为首批入住者。单熊业本人作为冶矿公司总厂的仪表工人，工作时间是倒班制，于1998年正式下岗，后以开面的为生，2005年其父母因年迈相继过世，去年9月中旬，其本人也因睾丸癌去世。

　　此人早前曾进入过某排查小组的视线，但并未被纳入重点调查对象，究其缘由是当时获取的信息不够详尽，且其本人部分背景信息与侧写范围出入较大在韩印的侧写中，凶手出生在人民路周边，并且一直生活在此区域，但该嫌疑人实际上于1963年便离开冶矿市赴外省求学了，且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并娶妻生子，直至妻子病故才于1988年年初调回冶矿工作，与父母同住在供电局家属楼。

　　其实，如果该组侦查员对犯罪侧写多些了解的话，早前是不应该忽略此人的。一方面，犯罪侧写作为侦查的辅助手段，并不完全严谨，它的功效必须结合现实情境；另一方面，该组办案人员也应该想想，嫌疑人妻子的病故以及他调回冶矿的时间点，与首起凶案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，二者会不会就是他作案的刺激性诱因呢？

　　韩印偶然接触到以上信息并深究下去，再次走访了嫌疑人的一些老邻居，这些人反映说：曾经在聊天中，从嫌疑人父亲口中得知，嫌疑人由于一向喜欢男孩，又因民族身份属少数民族，符合二胎生育政策，故妻子在人过中年后又为他生了个儿子，但因是高龄产妇，产后身体虚弱难调，再加上当时正处在叛逆期的女儿经常逃学，难以管教，遂操劳成疾染上重病，不治而亡。时年女儿18岁，儿子不到两周岁。由此佐证了侧写中指出的有关凶手的作案根源，以及对他女儿的相关推测。

　　嫌疑人背景信息如此吻合，接下来似乎就很简单了。因为其已去世，无法直接采集有效DNA检材，那么用他儿女的DNA与早前在案发现场获取的DNA做比对，或者用他子女提供带有其指纹的遗物做比对，便可以完全确认他的凶手身份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案件走向远没有韩印想象的那般顺利。

　　通过回迁登记处登记的信息，刘队联系到嫌疑人单熊业的儿子单华明和女儿单迎春，并将他们请到队里来。可姐弟二人还未等刘队把话说完，便异口同声断然回绝了警方的协助请求，尤其是已步入中年的姐姐，反应更为坚决和激烈，她甚至丝毫不理会刘队晓之以理的劝解，硬是拉着弟弟离开了刑警队。不过设身处地想想，倒也能理解姐弟俩的反应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谁愿意去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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