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加训练，能够比赛。”
“她让我脱衣服。”
“她说检查第二性征发育，让我脱裤子。我怕证明开不出来，也脱了。”
“1月31号，我自己主动去问什么时候能够开证明，苗萍说要对我进行心理测试，评估比赛风险。我问她，是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做这些，她说是，说做了就能打比赛，不做很可能要刷下来。”
“我信了，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。一直到2月9日，我才发觉别的运动员不会被叫走做检查。”
“可我每天都要去脱衣服。”
“我没有权力说不。她是队医，她说我状况不好，身体有伤，我就只能看别人上场。”薛业试图从苗萍的脸上找到情绪，哪怕是后悔、害怕，但是没有，她和马晋鹏一样，用断绝交流的方式逼控诉者发疯。
但这一回，他不会上当。杰哥说过，听证会进行中不要管他们的反应。
“她确实没有逼我，但是比逼我还要可怕。她只是建议，可如果我拒绝了，我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没有办法。”
我没有办法。祝杰闭上了眼，薛业的草稿纸上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我没有办法。
一个少年运动员在队医、教练的双重精神控制下，毫无办法。当年尹泽是，任英博也是。他们都没有逼这些曾经未成年的男孩，但他们的身份，比逼迫更管用。
“检查一直持续到2月21号，我第一次像总教练马晋鹏提出异议，我说苗队医不对劲，总是对我进行检查，还让我脱光。”
“有时候会碰我一下，我就躲。我不让她碰着我。”
“她不穿内衣，总拿身体压我，摸我的脉搏，说心跳不正常。她还喷香水，队医是不能喷这些，可是她有香味。”薛业继续说，好像有人操控着他的嘴，停不下来了。
操控他的是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，无助和绝望。他把它们一股脑抛给了听证检察官，一点点地修复自己。
“到现在我都很怕女人，靠太近我还会吐，恶心。”薛业继续往下说，好像一部电影在眼前展开，细节被不断放大，“后来马晋鹏说他去警告苗队医，我信了，我没有办法，也没法联系别人……”
傅子昂一直在低头摆弄，手里是省队统一配置的钥匙链。如果当年自己陪着师弟，这场一唱一和的阴谋就不会发生了。
如果不发生，师弟也会有一串钥匙链，但是晚了。
陶文昌留心身边，祝杰果真很冷静。整个经过薛业一定告诉过祝杰，可在陶文昌听来，简直是一场沉默的屠杀。
“他们是一伙的，马晋鹏当着我脱裤子，还让我脱。我不同意，我说等回到体校要报告教练和老师，要把事情闹大。”
“3月9号的那场比赛……我对裁决有置疑，但是当时我太害怕了，再加上确实有吃过药的反应。”薛业开始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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